2016年11月22日 星期二

醞釀中的變革 第七章--Kenneth Gergen


被質疑的社會建構

在笛卡爾的經典著作「方法論」中,他提出的問題到現在還是問題。我們從懷疑開始,卻無需懷疑我們的理性思考。這種理性思考過程證明了我們的存在:我思故我在。

我們相信被賦予理性的力量並專注於客觀世界輪廓的科學家們,他們能夠改善我們的生活,引領社會走向繁榮。

笛卡爾在進行他所謂的思考時,實際上他正悄然參與著公共對話,有意義的語言產生自社會協作,如果不存在關係,就不存在有意義的論述,也就無法對懷疑或理性進行深入思考。因此,我們對話,故我存在。

社會建構論將我們對理性、真實與良善的認知追溯到對話關係上時,這裡不是終點。

建構論者的觀點是作為對生活的可能資源而被提出來的,當這些觀點進入我們的關係中時,生活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大部分的工作都投向實踐的層面,向那些指出建構論觀點存在問題的人廣開建言之路是必要的,任何聲音都不該被忽略。

六個問題

一、現實主義:可是真實的世界就在那裡!(建構論否認物質世界及世界中真實存在的生死問題嗎?)

實際上,對絕對真實的堅持,意味著放棄了廣闊的其他可能性,排擠替代的論述,也就限制了行動的可能性。當人們肯定地說自己比前人的理解更「廣泛」、更「深入」時,我們最好更小心。

我們一旦滿足於現在所認識到的「真正真實」的物質世界,早期對精神層面的肯定就消失了。我們轉向「物質世界」的語言時,我們也就失去了魅力、敬畏和驚歎的珍貴聲音。當我們將人類活動定義為「單純的生物反應」時,人即變得乾癟而沒有意義。

當醫學專業詞𢑥進入文化中成為「真正的真實」,其他的替代聲音隨即從對話中消聲匿跡。許多不同的群體都在採取行動,想讓大眾認識這個事實,其中包括照片等展覽,有些人認為,這些添加進來的一系列形象,最終將豐富和複雜的個人簡化成病患的形象,還有人說,這根本是一種剝削行為,用來滿足公眾獵奇心態。

在最終的分析中,宣稱什麼是「確實正確的」,或是「真正真實的」,將我們置於相互的對立面。這是對其他傳統的否定,也是對其他人價值的根除。回顧歷史,有多少人死在絕對真理的名下。

二、精神狀態的探問:從神經科學到營救行動(建構論否認個人經驗與其他精神狀態的重要性嗎?)

有關心靈的論述是由社會建構而來,社會建構的過程在這裡尤其具有強大作用,因為心理相關的措辭沒有顯而易見的參照物。我們無法透過一個人的話語去揭示其「真實意圖」,所以可以說,表達心理狀態的詞語都是些變幻莫測的建構,任由時代的想像。

過去遇到這個情況,堅持心理狀態為真實的一方經常會求助於發展迅速的神經科學,但是,讓我們更仔細地考察一下這些觀點,大腦的狀況真能反映出精神狀態的存在嗎?實際上,腦掃描並沒有把心智打開來檢查,而只是簡單地用一種推測代替另一種推測。腦掃描本身並不能自己說話,把腦掃描結果判讀為憂鬱、欺騙、信任、同情、道德等等的依據,不過是延伸了解讀者的文化信仰而已。

認知到現實是建構物,並不意味著就要將其抛棄。如果我們抛棄掉所有的建構,我們可能只剩下沈默。對建構論者來說,更重要的問題是:將這樣的理論模式付諸實踐,對文化生活會產生怎樣的影響?這為對話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我們首先會意識到,這些詞語的重要性簡直無法估計,有關精神的語言,在西方文化中有非常關鍵的作用。

心理論述是西方文化傳統中的關鍵元素。我們認為,雖然那些對心理狀態作出解釋的學科可以為社會作出重要貢獻,但我們不應將這些學科作為最終的權威。

採用精神論述的學科,如心理學、人類學、歷史學等等,承載著特定文化傳統。這些專業在工作中使用大量關於人類變化的詞彙。人們會因為被定義為「無意識欲望」、「隱藏的渴望」,以及自我揭露和心理成長的感受,而改變他們的人生歷程。

由於表達精神狀態的語言本身反映了個人主義意識形態--充滿了異化、自戀及剝削等傾向--所以我們更應該拓寬眼界,去探索更具關係性的替代方案。

三、建構論是自我毁滅?(建構論會自我解構嗎?)

這個觀點不是一組答案,而是為不同的實踐提供可能。--Susanne Kappeler

建構論者沒有聲稱自己的命題和論據是絕對真實、客觀或以經驗主義為基礎。建構論的觀點是可用資源,不是反映世界的地圖或鏡子。建構論者很願意說他們的觀點與隱喻和敘事綑綁在一起,鑲嵌在歷史與文化之中,並且只在某些特定傳統中才符合理性。實際上建構論並未想要成為結語,而是成為一種論述形式,這個論述幫助我們建構一個不會因為某一方宣稱握有真理而中斷對話的世界。

人們透過各種方式來確保某些談論事物的方式成為唯一的方式,但這些努力終歸徒勞,因為無法為這些基本原則建立任何基礎。

透過經驗主義來證實理論,這樣的嘗試早已被理論本身所允諾。以經驗主義的方法來檢驗理論的經驗主義觀點,會導致我們陷入循環論證的怪圈。像「從邏輯推理看,我們知道這個理論是正確的」來檢驗這個理論,又將微妙地削弱這個理論的可信度。單純通過理性分析來證明經驗主義理論,那就是理性分析而不是經驗資料告訴我們什麼是正確的。

事實上,沒有何任對真理的聲稱,可以自己證明為真,除了這種論證的混亂,以上討論還會造成噤聲效果。建構論特殊之處,它避免宣稱自己掌握了根本的論證。它所關注的首要問題是:當我們付諸行動時,我們能夠一起創建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四、道德相對論的挑戰(建構論有道德或政治立場嗎?它提倡道德相對論嗎?)

批評它的人說,建構論不帶有任何價值,它似乎容忍任何事,又不代表任何事。更糟是它不允諾任何價值或理念,所有的價值都「只是建構出來的」。建構論沒有提出任何社會評論或改變社會的方向。

上個世紀,科學世界觀成為真理之路的代表,然而隨著科學觀點的發展,價值從科學中分離出來,科學家不是價值領域的專家,更糟的是科學知識受到價值觀的驅動,就可能產生偏見。科學中立的觀點開始動搖,科學無一例外的站在握有主導權的一方,科學家為支配、控制和剝削行動提供技術,宣稱中立即使不被認為荒唐,也會被認為天真。

科學家用來描述和解釋的語言並非指向事物的本來面目。科學的語言被賦予某個群體特權,而懲罰某些人,所有科學命題都應該攤開來檢視其道德和政治基礎。

建構論者對事實與價值二分法的批評,邀請科學家(實際上是我們所有人)站出來為社會良善發言,開啟了思考道德和政治的大門,卻沒有將其中一個凌駕於另一個之上。建構論授權少數群體,實際上是我們所有人,去挑戰現今支配秩序中的「真理」和「事實」。

但是,建構論並非要在這些中遴選出一個勝利者,人們可能會說這是相對論,所有的道德立場都以自己的方式證得合理性。但請不要錯誤地認為建構論者認為「所有的道德價值都是平等的」,包括認為「沒有一種立場優於其他立場」,也是一種事先假定。

建構論者他們會努力避免你死我活的競爭,取而代之以相互探索和瞭解。

任何一種價值觀、道德理想或政治善行,一旦付諸實踐,必定傾向除去其他的替代價值觀,就連那些他們想要保存下來的也不例外。正是建構論者「無法作出道德承諾」這一點,開啟了有關倫理與價值的新視界。

為了與別人相互協調,我們通常會發展出一套我們偏好的行為模式。道德準則和法律對於這類偏好模式的形成不具有決定性作用,當存在著完美的和諧時,就不需要刻意聲明良善與邪惡。當不和諧出現,或當某人違背了人們偏愛的生活方式時,道德規範才變得重要(人不是因為違法才不去搶銀行)。

不管建構論還是其他任何信條,都不能主導別人的生活方式。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非常協調,就會創建出美好的世界。建構論學者和實踐者發現他們所從事的工作具有重大意義。

建構論者對涉及現實衝突的工作有極大興趣,在充滿敵意的環境裡如何維持意義創造的對話過程,欣賞度探詢的實踐也很重要。建構論者也是文化歷史進程的參與者,同樣在某個傳統中行動,進行對話式實踐,本身也是某種傳統中的表述,但這並不表示這些價值被假定為具有普世性。

五、什麼事情值得去做?:注入生命養分(如果我們認為真實與良善都是建構出來的,那還有什麼事情值得去做?或者,我們為什麼不索性為所欲為呢?)

這些觀點主要的假設是,除非某種生活方式依賴於某種基礎原則,或者依據某些恰當的理由,否則這種生活就不值得一過。

我們怎麼會認為基本原則對過有意義的生活是必要的呢?建構論者深入探尋承諾的本源、價值感及行動的動力。生活因為社會關係而變得別有風味。我們正是通過各種各樣的關係,才有了對價值、正義和快樂的感受。

在這些關係中,我們開拓了自己的潛力去汲取生命養分、尋找快樂。物質主義的空虛無價值,具有任何意義都是從我們參與的關係中得來,珍視關係才是關鍵。

六、社會建構與科學成就(建構論者如何看待自然科學所取得的顯著成果?)

當你不確定什麼是真實與良善時,建構論觀點似乎最有影響力。

物理世界中的科學術語基本上已被看成是理所當然,自然科學亦是社會建構的產物。但人們普遍認為自然科學研究在某種程度上帶來知識的增長。也無法否認科學研究確實給人類帶來福祉。我們如何解釋這些可以估量的進步呢?這些進步反映出科學方法與其他方法幫我們瞭解什麼是真實。

首先,我們並非試圖否認在科學社群中,有些事情正在發生。關鍵在科學家用於命名和描述「某些事物」的術語,能否反映真實情況。或者,我們可以在絲毫不喪失準確性的情況下,錯把詞語當成「世界」。

人們到處試圖進行可靠的預測,用一些可用的語言來讓這些預言具有意義,預言的成功證明不了這些「表義方法」揭示了真理的本質。我們不應錯把實用性視為絕對真理。

「進步」一詞攜帶著價值取向,是否進步取決於你所擁護的立場,例如當精神疾病的概念擴大時,也就出現了更多方式去挖掘人們的缺陷。「進步」現在代表著我們摧毁彼此和自然環境的能力,人們必須同時留心它所具備的破壞性。

小結

作為讀者與作者間的關係,給了你內在對話的靈光。更重要的是,或許這番對話能夠進入你的生活,進入你的關係,讓你的生活和人際關係都變得充滿活力。

隨著對話的繼續,我們的關係可能還會越走越遠。從這點來看,我們很有希望再次相遇。


2016年9月7日 星期三

【投書】顏敏如:為什麼瑞士人希望國家允許「老年自由死」?

2016/09/06
作者: 顏敏如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廚房的圓桌旁坐著5個人,B先生、B太太,兩個成年的孩子以及一位記者。

19年前,B先生經驗了母親的整個過程,這次輪到他妻子。B太太是瑞士助死組織「出口」(Exit)的委員之一,現在她就要從自己的組織「受惠」。B太太罹患腦瘤,無法開刀治療。她的肺部積水,劇痛只能靠藥物舒緩,嗎啡卻改變了她的性情。

一瓶上好的紅酒準備在旁,他們各自斟上,舉杯告別。B太太自己吞下NaP(Natrium-Pentobarbital)躺在床上。通常半小時之內發生,B太太卻拖了兩倍的時間才永遠睡去。法醫、警察來了,確認死亡,出據證明,整件事情告一段落。

▋給你的最後人生一個出口

「出口」成立於1982年,已有72,000名會員,平均年齡77歲;每年陪伴400多人自決死亡。「出口」會員應繳年費約1,400台幣,也可一次繳交約28,500台幣,成為終生會員。「出口」只為會員服務,年滿3年會員資格可免費得到協助;不到3年的,視入會時間長短而定,費用可以高至約11萬台幣。高費用的規定,一方面在於可因此而不調漲一般會費,另一方面,如果會員自己的醫生因宗教或職業原因不願開出NaP時,其中一部份可移做特約醫生的費用。

只有導致死亡的疾病、無法接受的殘疾、無法忍受的痛苦,並且病人清醒,能完全自己決定,在沒有壓力下持續同樣的希求一段時間之後,才符合「出口」協助的條件。由於對精神病患的自主能力難以判定,不但手續繁雜,還必須經過數年觀察,所以「出口」對於精神病患的協助每年不超過5例。此外,「出口」也不協助憂鬱症病患。

陪伴及協助死亡的工作不是人人都能勝任。有意到「出口」工作的人必須花將近2萬台幣接受一年的職前訓練。成為正式工作人員之後,陪伴死亡的次數必須有效分散,以確保他們穩定的身心狀態。

類似「出口」的組織不是瑞士獨有。自2006年起,每2年一次,來自各大洲的54個「自決組織」相繼在多倫多、巴黎、東京、蘇黎世及芝加哥開會。他們在政治、司法、醫療、倫理、規則等領域相互討論並學習,一週的集會最後是頒獎,感謝對「自決」出力的政治人物、醫療人員及積極宣導的人。

2014年在芝加哥的大會上,反對陣營「not dead yet」在集會飯店前高聲示威。會議倒數第二天,20多名成員衝入飯店,堵住電梯、擾亂早餐,並阻止與會者進入會場。這些以「我們不需要你們的自殺」做為訴求的人,約在一個小時後由警察帶走,會議才得以準時舉行。

瑞士的「出口」是世界第三大協助死亡的組織(在荷蘭、日本之後,在美、法、英、德之前);若以人口及會員比例來看,「出口」則是全球這類型組織中規模最大的一個。「出口」委員會常應邀到世界各地演講,參與討論,也接見來自各國的代表團。除了「出口」之外,瑞士還有兩個類似的組織。「協助死亡」似乎成了進步工業國的新興產業,它不再是緊急救助,而是一種資源提供。

▋想要更有尊嚴的晚年

「協助死亡」和自殺不同。自殺有時是出於一時衝動,有時是因為無法面對挑戰、感覺孤獨無助、不被了解、出於羞憤,或蓄意以自毀手段讓關係人後悔等等。「協助死亡」是家人、證人在場,當事人不受威脅,不出於報復、畏懼、逃避,而是清醒的、經過考慮的決定。許多法官、神學家、醫生都同意「自己要求協助死亡」的行為,卻也認為,周邊條件必須建立起來,以杜絕商業行為並避免蓄意謀殺。

除了「協助死亡」之外,近年來,瑞士社會更開始了「老年自由死」的討論。瑞士社會對「完美」的要求,從制度、工作、技術,延續到人的外貌與精神狀態。追求卓越,幾乎不能容忍缺陷的共識,讓許多瑞士人過勞、崩潰、自殺;能夠保持身心健康的,則希望自己能死得高尚、死得優雅。醫學進步雖讓人活得越老,卻不能讓人停止老化。對於罹患阿爾玆海默氏症、帕金森氏病、失憶症的恐懼,牢牢盤據人們的心頭,而醫學上的統計也給予「懼老」足夠的數據支持。

2010年30多位老者開辦「老年自由死」論壇。這些人除了是「出口」的會員之外,他們要求更多。他們要求,在自己感到活飽了,活夠了,活累了的時候,能夠不需要煩瑣手續、也不需要國家或教會對他們指示規定,輕易得到結束生命的管制藥物;這便是「老年自由死」的核心。

他們擔心,也許沒病卻不斷老化,也許病不至死,卻會「無法自我控制地顯示自己的陰暗面」。如同「失憶症」患者,病情、藥物也許會讓性情改變,不再是自己,並且在自己不知道的情況下洩露自己、出賣自己。他們也擔心,一生努力、盡責、守法,到最後卻活得比一枝草還不如。草不覺得疼痛,不需他人幫忙穿衣、洗澡、如厠、餵食,也不會退化成嬰兒。

▋我有能力做我自己的選擇

基督教雜誌Reformiert在2014年秋天以電話訪談超過1,000人的問卷調查結果,77%認為,人必須有權利對自己的死亡負責;68%認為,可以有「老年自由死」是件好事;71%認為,教會不需要對「老年自由死」有任何規定;65%認為,社會不會因此而給生病的老人壓力。雜誌本身對這件事情的結論是:瑞士人希望國家允許「老年自由死」,希望所有的事情由自己負責,連死亡也不例外。

「老年自由死」帶出一個值得思考的議題:人老時,有沒有權利「無法自我控制地顯示自己的陰暗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每個人都願意有這項權利嗎?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人的尊嚴才算是受到傷害?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自己的決定凌駕在別人的決定之上?還有,自己不曾老過的人,如何決定老人應該怎麼活?

「出口」委員會的成員之一Marion Schafroth醫生從問卷結果的分析看出另一端倪,他說:「在生命接近尾聲時,對經濟情況做特別思考是正常的,尤其是安養院的收費議題並不來自社會壓力,而是有否能力自我負責。」

這群老人活動家反對出自情緒危機的自殺行為,他們是對自己生命做過清算後的理性決定。他們向國家、社會、教會聲討獲得自己決定死亡的權利。老人家的公開聲明是:

→我不願意讓不同的醫生開出不同的藥物而花費金錢去不同的地方買藥,然後依照既定的程序,承受既定的痛苦,在既定的時間面對我自己的死亡;也因此,國家必須讓我能夠方便得到確切的,得以保持尊嚴的死亡藥劑;這舉措能減輕國家巨大而毫無意義的負擔。

→死亡的時間與方式是我個人的選擇,國家、法官、醫生、藥劑師不可剝奪我的這項公民權利。我曾自己決定做什麼工作、和誰結婚、買什麼樣的車、如何處理金錢、怎麼接受治療,為什麼我不能對人生最後的選擇做決定?我一生都對自己能夠得到好處做出選擇,不願意在必要的時刻向任何人乞討我的死亡。

→我一生從社會得到許多,現在我要放棄來自外界令我不愉快的發展。我決定早些離世,以避免更糟的未來。

→我有權決定要忍受多久的痛苦,不需要醫藥界教導,也不需要世俗成見干預我的生命。

→我是有生活經驗的瑞士公民,不需要別人規定我必須承受多少、多久的痛苦,或應該在什麼時候怎麼死亡。

→把個人的信仰觀點、倫理觀念擴張成普世標準是傲慢無禮的行為。

→「老年自由死」是一項人權,所以必須是一件稀鬆平常的事情。幫助老人減少及避免長期病痛是國家對公民的貢獻,不但對老人本身有好處,更可免除親人的痛苦選擇。

→「老年自由死」是選項,而不是義務,且需要有如何取得至死藥劑的明確規定。

▋我活飽了,我的生命已經完成

贊成「老年自由死」的人數正在增加當中,表示瑞士社會上的孤寂者越來越多,這是醫學讓生命延長的陰暗面。「出口」早已修訂了組織章程,願意為「老年自由死」的訴求做出努力,而這訴求也在2年一次的「協助死亡」國際會議上受到矚目。

「活飽了」出自舊約約伯傳42,17。中文翻譯是「約伯壽高年老,已享天年,遂與世長辭」;德文翻譯則是「飽滿、履行完成」或「對於生活感到飽足」。死亡不過是等在轉角處的朋友。正如同上天所給的自由,人人可自行決定過什麼樣的生活,當然也可以自己決定什麼時候要感激地把生命交還給老天爺。這一觀點是否人人贊成,則是另外一回事了。

(作者長居瑞士,為獨立中文筆會會員、歐洲華文作協會員。)

來源: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4748?utm_source=facebook&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daily

2016年1月20日 星期三

從臺灣同志社群處境思索社會工作可提供之服務 鍾道詮


社區發展季刊 127 期 P.143 中華民國 98年 9月

五、同志的認同與現身
由於同志在其人生階段中,得一再面對「認同與現身」議題,筆者亦針對這些議題提供部分建議:

(一)在同志尋求認同過程中,社工員可提供的服務
1.不要在未進行身分認同探索前,隨便給予求助者不適合的性身分標籤。
2.當尋求協助者對自身性身分感到懷疑時,瞭解其內在的心理掙扎,並進行探討。
3.提供相關資訊與情緒支持給尋求協助者,增加其面對認同過程時可運用的能力。
4.處理尋求協助者相關重要他人的情緒與不安。
(二)在同志現身過程中,社工員可提供的服務
1.協助同志接受自身性身分。
2.提供相關資訊與情緒支持,增加其現身時可運用的資源。
3.與有現身意願的同志,針對現身動機進行探討,並進行角色扮演。
4.對曾在現身路上受過傷的同志,先處理曾有的傷痛,再繼續探討現身議題。
5.對無法接受自身身分的人,先處理其自我認同議題。
(三)對同志現身對象所提供的服務
1.接納其情緒,並提供相關資訊。
2.與其討論相關的憂慮與擔心。
3.提供聯合性會談,處理雙方情緒與互動。

結語
同性情慾或男同性性行為在中華文化中曾受到一定程度的接納。在十九世紀西方社會視同性愛為反自然的觀點引進後,同性戀轉變成需被矯治或的一群人。隨著同志運動開展,臺灣社會對同性戀議題的觀念亦開始轉變。
雖社會工作強調社會正義與人權倡導,社會工作卻沒注意到同志在臺灣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對同志議題也缺乏適度了解,甚至有著負面認知。亦即社會工作在臺灣同志形象轉變過程中,並非是同志權益的倡導者。
這狀況反應社會工作內部需更細膩地自我檢討對同志的態度,並在尊重多元文化的前提下,重新框架社會工作可提供同志的服務,進而讓其能真切地與被尊重地納入臺灣社會。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本文作者現為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兼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