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如何走出金融危機

卡爾/文 於思/譯 2008-10-6 10:47:48

這些日子對全球經濟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時刻，此時能夠來到聯合國訪問，確實是難得的經歷。像筆者這些來自世界各國的政治領導人，理所當然應該處理全球政治問題。眼下，華盛頓和華爾街的緊張態勢也深深影響著聯合國的氛圍。

瑞典也曾經歷過類似的危機，作為瑞典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的首相，筆者不難想像捲入救市計畫中的人所承受的巨大壓力。我們現在目睹的此等程度的金融瘟疫是十分危險的，不僅對如美國如此，對於全球經濟這一整體來說亦然。

筆者處理過更加糟糕的情況，儘管這是相對於一個小得多的經濟體來說。筆者的經驗是，如果想穩定市場狀況和恢復市場信心，務必儘快找出萬全之策。1990年到1993年之間，瑞典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下降到6%；失業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從3%飆升至12%；公共赤字打破了GDP的12%；市道低迷導致破產上升以及資產價值下降；銀行的信貸損失額飆升。

1992年秋，這一情況已經完全失控。七分之五的大型銀行實際上已經破產，而這些銀行的市場佔有率為90%。人們不得不面對一個事實：所有早期的措施都難以起到作用。不良貸款的數額超過了銀行總資產淨值。顯然，決定性的措施勢在必行。

在反對派的壓力下，政府為股東以外的債權人的損失提供銀行擔保，這為採取進一步救市措施奠定基礎。立法會當時並沒有明確指出救市措施花費的具體數額，而政府在其他方面的立法同樣也給予比較寬鬆的要求。

此外，政府還設立了一個特殊的權力機構，用以管理銀行抵押和處理破產銀行。中央銀行還提供了流動性，但是並未直接參與銀行以及不良貸款的管理。呆賬則根據其實際價值進行分配，或者納入一家特殊的資產管理公司Securum以作儲備，這家公司的任務就是在地產市場穩定之後盡可能恢復公共資產。

這些待處理的資產相當於當時瑞典GDP的4%，其中大部分都可以容後恢復。另外，私人銀行的負債臨時攤分到公眾手�，這意味著納稅人的實際收入微乎其微。同時進行的還有應對信貸緊縮的直接措施，政府採取了強有力的措施以穩定整個經濟環境。

瑞典金融海嘯當中確實有許多值得借鑒的經驗教訓。

第一個教訓就是，挽救全面低迷的經濟環境耗資巨大。瑞典政府甚至做好了最壞的打算，預計管理公共消費和穩定物價需要二十年的時間。1991年秋天，我們發現瑞典的經濟結構形態很不健全，所以不得不在一切難以為繼之前實施拯救。

第二是維持銀行系統流動性的重要性。為了防止金融系統崩潰及其對實體經濟造成的不堪後果，這是相當必要的。

第三是處理銀行系統問題時，快捷性和透明度的必要性。救援行動往往會帶來道德風險。當然，最好的方法是避免它，調整資本額度的相關條款，讓股東和管理人為他們自己犯的過錯買單。

第四是，小國的經濟政策必須在維持適度的通貨膨脹目標的情況下，在刺激投資與刺激消費之間取得微妙的平衡。如果流通減弱而利率上升，不可能取得應有的增長，而且還要面對物價上漲的風險。

筆者不想直接拿瑞典將近二十年前的遭遇直接與現在的美國作對比。美國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其經濟基礎依然十分穩固。而瑞典在那些低迷的日子�，只不過是一個有著嚴重結構性問題的發展緩慢的經濟體。

但是，兩者之間有一個共同點：如果不能成功取得兩黨的團結一致，救援計畫將會落空，而這也是恢復市場信心所不可或缺的。

在這一點上，瑞典成功做到了。兩黨的團結一致貫穿著銀行系統重建的全過程。此後，再也沒有出現過令瑞典回到過去疲於管理市場以及被金融機構持久拖累的苦日子的跡象。相反地，由於重構工作有組織的且管理良好，瑞典得以保留上個世紀80年代反常時期的經濟優勢，當市場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銀行以及一些信貸和股票都可以重新回歸私有。

美國當局處理金融危機所採取的強硬措施將引起許多問題，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筆者認為，如果政治系統能夠在需要行動的時候確確實實有所作為，結果一定是樂觀的。

（文章來自法國《國際先驅論壇報》，經過編輯修改。作者卡爾·比爾特（Carl Bildt）是瑞典現任外交大臣，曾于1991年至1994年擔任瑞典首相。）